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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代长安城的中央监狱之内侍狱

时间:2021-06-04 12:37:23来源:阅读:0

所谓内侍狱即是中唐以后,由宦官把持,设立于神策军内的监狱空间。在史料中又被称为“北司狱”、“神策狱”、“黄门狱”等。部分学者的研究中,神策狱与内侍狱时常被看作是两个不同的监狱。笔者认为两者实为同一个监狱。

唐代长安城的中央监狱之内侍狱

神策军

内侍狱最早在代宗朝由宦官鱼朝恩设立,《旧唐书》提到设立内侍狱的缘由:

唐代长安城的中央监狱之内侍狱

从文献中可知,鱼朝恩在北军设立监狱,结合长安的恶少年陷害城中富人。所谓北军,即为鱼朝恩当时控制的神策军。因此,内侍狱可能就设置在神策军中。同时,内侍狱在文献中又被称为神策狱或可作为旁证。

唐代长安城的中央监狱之内侍狱

但是没有与监狱相关者,或可以做另一个旁证,证明内侍狱不在内侍省中。

唐代长安城的中央监狱之内侍狱

神策军碑

唐代神策军分为左右神策军,驻地为禁苑中,护卫大明宫两侧。上述内侍狱位于神策军中,至于位于何处,今已无法细究。仅从贞元十九年,监察御史崔䓕巡囚一事可推知一二。唐代故事“京城诸司、诸使、府、县,皆季以御史巡囚。后以北军地密未尝至”,但是史载崔䓕“不知近事,遂入右神策,中尉奏之,帝怒,杖䓕四十,流崖州”。

唐代长安城的中央监狱之内侍狱

柳公权 神策军碑

由此段史料可窥知,至少在右神策军有监狱,否则崔䓕不会被诱入右神策军巡囚。如此,右神策军位于大明宫的太和殿与左银台门外,内侍狱即可能在此。

唐代长安城的中央监狱之内侍狱

大明宫 国家公园遗址

内侍狱司法审判权的取得与完善,其权力来自皇帝的许可,代宗朝以监狱空间的设立为开端,逐渐扩大、完善其权力。德宗贞元三年(787),先规范了神策军等北军将士在司法上的特权。

北军将士犯法需要先移牒本军,不得任意追捕。

唐代长安城的中央监狱之内侍狱

大明宫

贞元末,内侍狱侵夺了御史的录囚之权。《资治通鉴》记载前文崔䓕为下吏所害之事时提到“建中初,敕京城诸使及府县系囚,每季终委御史巡按,有冤滥者以闻;近岁,北军移牒而已”,胡三省在本段史料的注提到“宦官势横,御史不敢复入北军按囚,但移文北司,牒取系囚姓名及事,因应故事而已,不问其有无冤滥”。又如敬宗时期下诏录囚,“其在内诸军使囚徒。亦委本司疏决闻奏”,即由诸军自行处理录囚。

原本御史一季一次的虑囚之权,直接与监狱、司法审判权有关,在贞元末为北司所侵夺。御史无法管理内侍狱中的囚犯,使得内侍狱司法审判权渐渐提升,甚至凌驾在御史台和大理寺上。监狱可以收押犯人,对于争夺司法审判权上至关重要;借由收押犯人可以保证其掌握审判程序的完整性,进一步在与其他司法机构争夺审判权上,排除其他机构的干扰。唐长安城中,御史狱与内侍狱两个法律空间的设立,即反应这样情形。

宪宗朝,禁军透过监狱空间与皇帝授权,进一步扩张了司法权,“时典禁军者,不循法度,至有台府人吏皆为追擒”。这些被禁军追擒的官员,被关押在军中,恐怕就是神策狱。当时,左补阙王源中上疏说:

唐代长安城的中央监狱之内侍狱

可见时人知道北司狱非司法制度的正途,上奏希望罪犯的可以“宜归司存”、“乞还法司”,王源中奏文也呈现当时已有北军与南衙在司法权上已经有冲突。北司狱从设立后,宦官从没有任何司法权力,进展到可以关押人犯、拥有司法审判权。甚至在本案中,侵夺了南衙御史台、大理寺的司法权,产生了南衙与北司对于司法权的争夺。

又如文宗时发生蓝田人相聚念佛,为神策军将捕之。文宗亲自鞫问后,付军司处理,并斩于东市。此案在当时引起喧然大波,御史中丞高元裕与起居舍人魏謩接连上奏。就两人官职而言,应是代表南衙与内侍狱进行司法权的争夺,高元裕奏文其中一段提到

唐代长安城的中央监狱之内侍狱

高元裕的奏文是站在“程序正义”的立场上而言,认为大理、刑部才是国家体制中的刑狱之官,在本案却完全没有办法有任何作为。神策军可以自行逮捕民众,并且进行审问、判处极刑。高元裕“忝风宪得议刑,政事关国体,不敢不论”,也就是神策军的作法不合国家体制。但是,高元裕就算理由正当,也只能先说军司的推问不会有问题,只希望可将元凶三人付法司覆审,如果没有冤枉,就依照军司的判刑。不过,就算是高元疏如此卑微的请求,文宗以“疏入未报”处理。一方面本案已经由皇帝推问过,重新覆审有害皇权威仪;另一方面皇帝也支持军司侵夺司法权,自然不想理会南衙官员的意见。

接着,起居舍人魏謩也上奏论及本案,他的奏文提到:

唐代长安城的中央监狱之内侍狱

魏謩以避免冤死为理由,请求付府县重新审问,魏謩也提到“且狱不在有司推劾,法官亦焉得细知”。无论是高元疏或是魏謩,两人都是以程序为理由,企图使本案犯人回到南衙的司法程序中。最后文宗下诏除贺兰进兴与官健四人依然留于法司外,御史台虽然重审本案,但没有做出异于北军的司法判决,文宗要求三日内必须完成覆审,可见只是虚应故事而已。

唐代长安城的中央监狱之内侍狱

唐代 长安城布局

从本案可知,南衙与北司的争斗,皇帝意向是谁获胜的关键。北司的司法审判权自建立内侍狱以来,至此已经渐趋完备,甚至凌驾于御史台的司法功能。更不用说大理寺在这个时期已经渐渐成为配角了。

借由收禁、讯问等程序的侵夺,到了武宗朝,南衙可说完全败给了北军。会昌年间,京兆尹卢商对长安恶少年问题上奏,其奏文提到:

唐代长安城的中央监狱之内侍狱

京兆府已经完全放弃对于禁军的司法管辖权,长安恶少年如果名系禁军,京兆尹只能“奏闻”,导致长安城治安的严重问题。有关恶少年与长安治安,第四章的第一节将会有所讨论。本次的奏文可能确立了禁军与名隶禁军者在京兆地区的特权,这样的结果开始于监狱空间的设立。

唐代长安城的中央监狱之内侍狱

京兆府府学新移石经记

内侍狱可能随着神策军废除而消失。昭宗天复三年,诛中尉韩全诲、张弘彦等人,昭宗“乃还长安。于是悉诛宦官,而神策左右军繇此废矣”。至此,神策军废除,“诸司悉归尚书省郎官”,内侍狱可能就在此时一并废除。


参考文献:

  • 《论唐中后期的宦官参预司法》
  • 《地狱·法律·人间秩序:中古中国宗教、社会与国家》
  • 《旧唐书》
  • 《唐重修内侍省碑》
  • 《全唐文补遗》
  • 《新唐书》
  • 《册府元龟》
  • 《资治通鉴》
  • 《疏决囚徒诏》
  • 《全唐文》
  • 《唐代司法制度研究—以大理寺为中心》
  • 《唐会要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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